探究梁武帝亡国的真正原因：宗教信仰只是表象？

信佛与亡国都是事实，但两者之间未必就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。

一、佞佛之误在既信佛，又贪恋皇位

梁武帝统治的中后期，佞佛日盛，影响于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以及日常生活各个方面，造成了种种弊端，极大地损害并削弱了梁帝国的综合国力。这是不言而喻的。但是，还要看到，佞佛给梁王朝带来了巨大的利益，却少有人注意得到。

钱钟书曾在《管锥编》第四册就《净业赋》一文，就梁武帝佞佛之误发表过卓越见解；

第一，钱钟书认为：梁武帝佞佛其实早就了梁王朝的长治久安；要说佞佛为丧乱之源，不符合事实。对当时人郭祖深、荀济上言所议，及后世人特别是唐人如傅奕、韩愈为文激烈抨议，钱钟书质疑道：

夫世间法与出世间法，究其理则势不两立，而见诸行则事必折衷，损益调停，经亦从权。《全梁文》卷五武帝《答皇太子请御讲敇》、《答晋安王请开讲启敇》：“国务靡寄，岂得坐谈？”“昼厉夕惕，……方今信非谈日”，“天下负重”，“废事论道，是所未逞”；二谛而非一本，自陈不讳。是以梁武台城之殍、宋徽青城之俘，佞佛谄道与有咎，却不能专其咎也。释道宣《高僧传》二集卷一《宝唱传》称梁武帝“所以五十许年，江表无事，兆民荷赖，缘斯力也”；“斯力”，佛力也。盖谓佞佛乃梁之所以平治，而非梁之所以丧乱。

佞佛“有咎”，不能“专咎”；佞佛成就了梁之“平治”，非关“丧乱”之由。

第二，钱钟书认为：梁武帝虽“以宗师自命，讲经说法，当仁不让”，而其言其行实则有违佛法，乃“不知佛”表现，故“专咎”佛法为乱梁之由，在逻辑上也不能成立。以筑浮山堰、下断酒肉令二例来看，前者“未以净业空法，对治贪嗔孽障，洵乎其不知佛，心非佛也”；后者援引原宥宝志破戒之诏与临终索蜜破戒之行，可见梁武帝始终皆有于归佛大谬不然之口实，留下“不知佛”之证据。

第三，钱钟书认为：梁武帝佞佛之误，关键在于他违背释家宗旨，舍不得放弃皇位，而一味标榜所谓“菩萨”苦行，已是本末倒置。其论曰：

窃谓释迦为一国储君，出家舍王位如敝履；梁武帝不学佛则已，既学佛亦当舍弃大宝以奉三宝，乃弃本守末，只以“不食众生”、“不御内”为务。《梁书.敬帝纪》魏征论曰：“高祖摒除嗜欲，眷恋轩冕”，八字如老吏断案。梁武《手书与萧宝夤》自言筑浮山堰曰：“而今立此堰，卿当未达本意。朕于昆虫又不欲杀，亦何急争无用之地，战苍生之命也？”……《日知录》卷一三论“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，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”，均出“为利之心”，…… 即如梁武之佞佛，公卿等当听其舍身于同泰寺，省却出钱奉赎矣。

魏征的评论点出了梁武帝虚情矫饰之要：“且心未遗荣，虚厕苍头之伍；高谈脱履，终眷黄屋之尊。夫人之大欲，在乎饮食男女；至于轩冕殿堂，非有切身之急。高祖摒弃嗜欲，眷恋轩冕，得其所难而滞于所易，可谓神有所不达、智有所不通矣！”其实末句应是：神在轩冕殿堂乃切身之急，智为除却饮食男女以求化下之术。

钱钟书还概括出梁武帝佞佛的要点：“梁武宣扬佛法之崇论弘议，推行佛法之丰功伟绩，一言以蔽之，即《大般若涅槃经.如来性品》第四之一佛告迦叶：我从今日制诸弟子不得复食一切肉也；亦即《楞伽经.一切佛语心品》之四佛告大慧：我有时遮说五种肉，或制十种令，于此经一切种、一切时开除方便，一切悉断。”不过是借有关“断肉”的只言片语，大肆宣扬、切责实行的表面文章，其实“不知佛”者也。

梁武帝既然“不知佛”，则所谓佞佛而亡国之论就无由成立。梁之所以灭亡，要从梁武帝“眷恋轩冕”上找原因。

二、亡国之罪在“专听”、“独任”

梁武帝曾在《敇责贺琛》文中引用古语“专听生奸，独任成乱”，以表明他自己治国理政未尝涉有此嫌。然而当局者迷，梁武帝不幸而言中，他正是因此导致国亡身死的悲剧的。护短矜长，予智自雄，其后果恰如司马光评议的那样：“奸佞居前而不见，大谋颠错而不知，名辱身危，覆邦绝祀，为千古所笑”（《通鉴》卷一五九）。

侯景围攻建康宫城期间，为文《告诫中士民书》曰：

梁自近岁以来，权幸用事，割剥齐民，以供奢欲。如曰不然，公等试观：今日国家池苑、王公第宅、僧尼寺塔，及在位庶僚，姬姜百室，仆从数千，不耕尺织，锦衣玉食，不夺百姓，从何得之！……今城中指望四方入援，吾观王侯诸将，志在全身，谁能竭力致死，与吾争胜负哉！（《通鉴》卷一六一）

其中所言可谓句句如实、字字不虚。侯景为着争取人心，准确地抓住了梁王朝的两大要害：民怨，将惰。当然，这些指陈具有明显的煽动性和挑衅性，挑的就是人们切身感受得到的眼前事态，以大作文章。民怨、将惰的背后，有着更深刻的原因。

从社会原因考察，门阀制度的制约，腐败顽疾的侵蚀，浮靡风尚的沿袭，重文轻武的积重难返，等等，其中固然有梁武帝本人放任自流、坐视不管甚至有意纵容的因素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，但是也得承认，这不能完全归罪于一人失德、一朝失政，而应从东晋从南朝以来整个贵族社会的通病这一角度加以认识。特别是在政局稳定、经济发展、文化受到重视的时期即所谓的“太平盛世”，这一通病更容易急剧蔓延，愈演愈烈，达到无法扼制的地步。梁武帝在天监后期大概察觉到了这一点，他尊崇佛教的动机之一，就是想改变“治道有缺”的局面；他苦行不怠的原由中，也有唤醒臣民上下的成分。然而，佛化治国反而等于是火上浇油，旧病未除，新病滋生：处处寺塔，僧尼如云，社会失控，“其风俗颓丧、纲维不举若此！”（《魏书.岛夷萧衍传》）

从个人方面讨论，梁武帝的治国理政从一开始就存在着诸多弊端，到后来他老麦昏聩，靠佛化以求治国，抓权不放而不理政，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衰亡，酿成了灾祸。下面，我们来谈谈梁武帝失政的主要原因。

第一，“专听生奸”。随着年事日高，梁武帝既自恃又固执，越来越信任身边的亲信如朱异，使得朝政越发不可收拾。

唐代姚思廉在《梁书.武帝纪下》评论道：及其耄年，委事群幸。然朱异之徒，作威作福，挾朋树党，政以贿成，服冕乘轩，由其掌握。是以朝经混乱，赏罚无章。“小人道长”，抑此之谓也。贾谊有云“可为恸哭者也”！遂使滔天羯寇，承间掩袭……天道何其酷也，虽历数斯穷，盖亦人事然也。

魏征在《梁书.敬帝纪》后评论道：

逮夫精华稍竭，夙德已衰，惑于听受，权在奸佞，储后百辟，莫得尽言；险躁之心，暮年愈盛！见利而动，愎谏违卜；开门揖盗，……自古以安为危，既成而败，颠覆之速，书契所未闻也！…… 夫天人之所助，其能免于此乎！

这两位史学家共同指出，梁武帝晚年昏聩有加，委事奸佞小人，造成朝政混乱，酿出速亡之祸。

第二，“独任成乱”。所谓“独任”，既指任人，更在任事。李延寿在《南史. 梁本纪中》揭示得好：

然先王文武递用、德刑备举，方之水火，取法阴阳。为国之道，不可独任！而帝留心俎豆，忘情干戚；溺于释教，弛于刑典。既而帝纪不立，悖逆萌生，皆自子弟；履霜弗戒，卒至乱亡。

用这段话总结梁王朝之所以衰亡，一针见血，鞭辟入里，相当有眼光！他是从治国理政的角度分析梁武帝的失误的：重了文，轻了武；佞了佛，弛了刑。结论是：“不可独任”，而应“递用”。还特意点明：乱亡出自内患，不在外祸。

最令人吃惊的是，梁武帝在获悉台城已破、帝国已亡之时，竟能道出“自我得之，自我失之，亦复何恨”这样的自白！侯景乱中，梁武帝将国家军政事权一应推给皇太子萧纲应付，自己却躲在一旁斋戒祈福；生死存亡之际，他竟然急急敇命四至援军勿动，而对侯景得寸进尺的无理要求一一应承。在这场灾难中，如果他稍有一点君主的责任感，焕发出一星同仇敌忾的激情，发布过一道拼死相争的命令，流露出一句闪烁光芒的悲壮之语，那么即便同样是国亡身死的下场，也还有值得人们替他说几句同情话的余地。然而，他不但毫无振作之相不说，而且眼见城破，身受囚禁，木然相待，漠然相处，浑然昏君不如！